微言網

搜索
查看: 482|回復: 0
打印 上一主題 下一主題

杜維明先生精神人文主義的新貢獻

[復制鏈接]
跳轉到指定樓層
樓主
發表于 2019-10-18 10:42:19 |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|倒序瀏覽 |閱讀模式

第一章 儒學第三期的人文精神與精神人文主義

杜維明先生精神人文主義的新貢獻

杜維明先生是現代著名哲學家,現代新儒學的代表性人物。在杜先生八十華誕即將到來之際,我與同仁向杜先生致以衷心的祝福,祝愿他福壽雙全,萬事勝意!衷心感謝杜先生對我本人及武漢大學同仁、學生的支持、提攜與照顧。杜先生多次來武大講學與出席學術會議,多次在他執教的哈佛大學、北京大學等校接待武大的學者與學生,我們深受他的思想的影響與精神的感召。他的為人、為學堪稱表率,他以自己的生命實踐著他推崇的儒學精神及人格理想。

杜維明先生

杜先生在長期運思及其豐富成果的基礎之上[1],近些年特別提出“新人文主義”,即“精神人文主義”的問題與建構,極具啟發性。

杜先生創造性地提出的“精神人文主義”,主張回歸軸心文明,照顧人的全面發展,體現“天人合一”的精神,肯定人與天、地、人、物、我的關系,尤其是人的終極關懷、超越意識,與狹隘的“人類中心主義”、“世俗人文主義”區別開來。

杜先生強調,一個全面的人,不僅要使個人的身、心、靈、神得以整合,人與人之間有健康的互動,人與自然能夠持久和諧,還需要使人心與天道相輔相成。杜先生指出:“作為一個包容而綜合的人文主義,精神人文主義一共分為四個不可分割的側面:第一個是個人,指個人的身體、心知、靈覺和神明的融會貫通。第二個是個人與他者、與社群之間的健康互動,這個社群包括家庭、鄰里、社區、城市、國家、世界,乃至更大的宇宙。第三個是人類和自然世界的一種持久和諧。最后,我認為也是非常關鍵的,就是人心和天道的相輔相成。一般我們思考人文主義時,只考慮前三個側面,但其實真正的精神人文主義,還應該包括人和天道的關系問題。”[2]這是“精神人文主義”的四個向度。

杜先生的“精神人文主義”,看來是他“新仁學”或“新心學”的系統。他認為:“仁”是個體的主體性,相當于康德的自由意志;“仁”包含了愛人、愛物與愛己,三者統一。孔子講:“為仁由己,而由人乎哉”(《論語·顏淵》);“我欲仁,斯仁至矣”(《論語·述而》)。孟子傳統中有一種強烈的自由意志。陸王心學也是如此。仁心、良知對外部世界有無限反應的可能,它開放、多元、包容,可以包含整個宇宙。仁是在人的成長過程中不斷豐富的。仁也是一種覺悟,其力量與所有人可以成為一體,有公共性。仁就是通,通達,往外通。仁是天生人成,寓含著地球的存活是人類無可推卸的責任。以上是杜先生近年對仁學與心學的新闡發。

與啟蒙運動以后,西化、現代化、全球化思潮以經濟為唯一導引的人文主義不同:“精神人文主義”要富強和自由,也需要正義;要發展理性,但也要同情、慈悲;要發展法律,但也要注重禮樂;要個人尊嚴,但還要注重社會和諧;要人權,也必須注重人的責任。恰好,杜先生說,在中國傳統文化中,正義的價值和自由一樣重要;同情比理性更必要;人的責任,特別是個人對家庭、社會、人類的責任,比權利更重要;禮治比法治更基礎;社會和諧比個體發展更優先。

以下,我想從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時間維度,討論杜先生此說的貢獻。

一、“精神人文主義”是對儒家傳統人文主義的繼承與推進

儒學非哲學非宗教,亦哲學亦宗教。我們知道,“天”在中國人心中并不僅僅是指自然界,而是會對人們的生活產生重要影響的根源性存在。自古以來就有“天佑大德”、“以德配天”之說。就儒家而論,“天”也是有意志的,它代表人所不能控制的神秘力量。孔子在面臨困境和高徒顏回去世時,就發出對“天”的感嘆。《禮記·郊特牲》云:“萬物本于天,人本于祖,此所以配上帝也。”《禮記·禮運》認為人事是以天為本的:“禮必本于天”,“政必本于天”,而且,“圣人作,則必以天地為本。”人的命運雖然有賴于人事修為,但能否實現以及實現的程度又不完全是由人自己所決定的。

在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左傳》中,保留了不少宗教神性意義的或權威意義的人格神的“天”的資料。在《詩經》中,也保留了不少人們懷疑權威意義的人格神的“天”的資料。

《論語》中有關“天”的看法,也比較復雜,既有宗教神性或主宰意義的 “天”,有形而上的“天”,有道德義理的“天”,有自然的“天”,也有偶然命運的“天”。

孔子把對超越之天的敬畏與主體內在的道德律令結合起來,把宗教性轉化為內在的道德性。天賦予了人以善良的天性,天下貫于人的心性之中。天不僅是人的信仰對象,不僅是一切價值的源頭,而且也是人可以上達的境界。人本著自己的天性,在道德實踐的工夫中可以內在地達到這一境界。這就是“下學而上達”。孔子強調要在人事活動中,特別是在道德活動中去體認天命。于此,才能“不怨天,不尤人”(《論語·憲問》)。正因為生命有了這一超越的理據,所以儒者才有了積極有為的擔當意識和超越生死的灑脫態度: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”(《論語·衛靈公》);“朝聞道,夕死可矣”(《論語·里仁》);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(《論語·先進》);“三軍可奪帥也,匹夫不可奪志也”(《論語·子罕》);“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”(《論語·微子》);等等。由此我們可知儒家對于人格尊嚴的重視、強調與維護。孔子思想并不是如黑格爾在《哲學史講演錄》中所說,只是一些俗世倫理或常識道德。如上所說,孔子的人性、天命、天道的思想有深刻的哲學形上學與宗教的終極關懷的內容。

可見,儒學的終極性、宗教性不能消解。儒家人文主義不是斬頭的人文主義,而是有敬畏的有神性意義的人文主義。儒家人文主義不與宗教相沖突。這種天人的相關性,是“精神人文主義”最重要的一個維度,也是對傳統人文主義的繼承與發展。

二、“精神人文主義”對現代世界一些病癥的反省與批判

“精神人文主義”的反思性、現實性與批判性很強,它包含了啟蒙精神,又針對單面化、平面化的啟蒙理性的片面性。它批判了原子論式的個體主義的張揚,批判了片面的單維的西化、現代化、全球化,反省了生態環境的危機、人性的危機、世界倫理的困境。杜先生指出,啟蒙運動以來的幾百年,世俗人文主義成為主導的世界意識形態,整個世界日趨功利化,財富和權力成為人們最關注的對象,乃至發展為金錢拜物教、權力拜物教,啟蒙運動以前人們所珍視的價值不再被重視。這樣發展的不良后果尤多,包括侵略性的人文主義、帝國主義、殖民主義,物質欲望的膨脹及占有性的個人主義的強力擴張。

“精神人文主義”呼應、總結了百多年來各國新人文主義思潮對現代性的反省與批判。我國的文化守成主義、現當代新儒學思潮也立足于此。這一類的思想家認為,工業文明、現代化確實給人類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,人類的特性及其全面發展的問題,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意義的問題,人類產生的種種疏離和困惑的問題,乃至環境污染、生態平衡的問題,等等。以“天人合一”模式,“圓而神”的智慧和儒家倫理轉出或融攝西方的科學與民主,然后補西方文化之偏弊,救西方文化之自毀,為全人類各民族文化提示一新的方向和模式,現當代新儒家學者建構的哲學人類學,在人類存在這一永恒課題的研究上所作出的世界意義的貢獻,將逐步被人們所體悟。因為,不論現代化如何推進,人的終極托付,“內在的安心立命始終是一個不可替代的問題,它不能靠對于一個超越外在的上帝的信仰來解決。”[3]

杜維明長期反思的“啟蒙心態”,不是指歷史現象,不是指哲學理念,而是指“心靈積習”。這種“心靈積習”在現代中國起了很大的作用。西方 “啟蒙心態”所代表的人文精神的特性是人類中心主義,強調工具理性,而不是溝通理性,突出實用、功利。例如,富強是價值,不能富強就是非價值。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另一層意思是反對神性。[4]

杜維明認為,五四運動以來,中國知識界主要崇尚的是這種具有排斥性、侵略性的人類中心主義,即反自然、反宗教、反傳統、反精神價值的現實主義、功利主義、物質主義、科學主義和單線進步觀,而忽視了宗教信仰、社會習俗、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禮儀、體現愛心的渠道、心性修養、民間藝術等等的存在意義,甚至要消滅漢字、中醫、古建筑等,取消具有民族性、民間性的豐富多樣的宗教、語言、倫理、藝術、習俗。其實,各種類型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都有深刻的意義與價值。五四以來成為強勢的“啟蒙心態”,不能提供足夠的資源,讓我們面對 21 世紀。我們應該有更高的人文關懷,有更豐富的意義領域。生態環保、多元宗教的思考有助于我們反思 “啟蒙心態”。對啟蒙價值——個性自由、理性、法治、人權等,今天都需要作出重新思考和超越,并相應輔以群體公益、同情、禮儀教化、責任等等價值。對具有普遍性的現代性因素——市場經濟、民主政治、市民社會、個人主義,在肯定的前提下,也應作出反省、批評與轉化。

杜維明深刻檢討啟蒙理性、工具理性、人類中心主義,肯定生態環保、女性主義、多元文化和全球倫理思潮對啟蒙的挑戰,但他充分認識啟蒙價值,肯定啟蒙精神,肯定五四,只是反省、超越其片面性。

三、“精神人文主義”對我國與世界的可能貢獻

(一)“精神人文主義”重視人的德性的養育與社會公德的建構,有助于當下中國社群倫理的提升

近代以來,討論中國現代轉型往往傾向認為中國過重于私領域,亟待向公領域轉型。如孫中山曾說中國一盤散沙,梁啟超則參照福澤諭吉說認為中國偏重私德缺少公德。此一偏之辭皆忽視了中國的公領域必然是從私領域完善后推擴所得。其實任公也說“公德者,私德之推也”、“蔑私德而謬托公德,則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”[5]。這正是《禮記·祭義》所言“立愛自親始”,也是陽明所謂“冬至一陽生,必自一陽,而后漸至六陽”、“抽芽、發干、生枝葉”[6]的譬喻。在中國文化精神中,“親親”的人格成長和發展,有利于“仁民”的人格成長和發展;“齊家”能力的增長,也可以促進“治國”能力的增長。因此,修齊治平,親親仁民愛物正是生命的體證與實踐,而非一種邏輯的推導。[7]這正表明儒家的人既是道德人格的主體,也是一種關系性的存在,更是在關系中培養與成就自我的。此正是“施于有政,是亦為政”的要義,傳統政治并不以公民普遍參政為最高準則,而是探尋政治本體意義,在社群之中涵化民眾對關系的維護,從而完成良好的秩序建構。

儒家一方面正視賢與不肖的差別,從而要求選拔士人參與政治,有恤民之擔當;另一方面也強調庶民皆應修養德性,能近取譬,從孝親為始逐步向外推擴,這兩方面本身便呈現一種良好的交融互動秩序。徐復觀揭示了修己與治人兩端差別的內涵,認為修己是將自然生命不斷底向德性上提,決不在自然生命上立足,決不在自然生命的要求上安設價值。而治人居于第二位,是承認德性標準且必以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居于第一的地位。[8] 即使是治人,孔子也是強調士子應承擔保國恤民的義務而非統治的權利,所謂“人君為政在于得人,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。能修其身,則有君有臣,而政無不舉矣”[9]。可見中國文化精神的治理架構在于使個體成為一個“德性的真實”,卓然自立于天壤之間,關聯著人之為一道德的存有。換言之,正因現代化的生活世界具有“以培養抽象的自我認同為目標和促使成年個體化的社會化模式”[10],故不得不將德性重建的使命重新賦予個體。道德主體的重建,主體間的相互作用,有助于健康的民主政治的實現。

近些年我在前賢基礎上提出了新六倫、七倫重建的問題,即對五倫作出創造性改造。新六倫或七倫之新,在于各倫增加了新的內涵,更強調平等互動互補,且增加了同事一倫與群己一倫。正常的同事關系、上下級關于有助于現代職業倫理的建構,正常的群己關系有助于新的社群、公民道德與文明間的對話。這兩倫可應對個人與社會、國家、人群之間或陌生人之間的交往,乃至調整人類與天地、山河、動植物類的關系,處理好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問題。[11]

(二)“精神人文主義”對人類永續發展可能作出的貢獻

新人文主義打破了天人彼此的隔閡,強調兩者的互動互補。“天人合一”的主張,實包含有荀子的智慧,即經過區分天人、物我之后,重新肯定人與自然、人與超自然的統一,強調的是順應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、絕對占有自然。中國哲學家強調整體的和諧和物我的相通,不僅把自然看作是一和諧的體系,不僅爭取社會的和諧穩定,民族、文化間的共存互尊,人際關系的和諧化與秩序化,而且追求天、地、人、物、我之關系的和諧化。它強調用物以“利用厚生”,但不可能導致一種對自然的宰制、控御、破壞;它強調人文建構,批評迷信,但決不消解對于“天”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、終極的信念與信仰。中國哲學甚至主張人性、物性中均有神性,人必須尊重人、物(包括草木、鳥獸、瓦石、山水),乃至盡心—知性—知天,存心—養性—事天。至誠如神,體悟此心即天心,即可以達到一種精神的境界。

“仁愛”思想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理念。孔子以“愛人”為“仁”,愛人、同情人、關切人,包括愛、同情、關懷他者、下層百姓,是“仁”的主旨。“忠”與“恕”接近于“仁”。“忠”是盡己之心,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達而達人”;“恕”是推己之心,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綜合起來就叫忠恕之道或絜矩之道。“忠”與“恕”是仁道的一體之兩面。這不僅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仁道原則,推而廣之,也是國家、民族、文化、宗教間相互關系的準則,乃至是人類與自然的普遍和諧之道。重視人類和諧共存,有助于當下世界文明的對話,特別是宗教間、倫理間的對話與互補,和諧相處。

總之,提倡寬容、平和、兼收并蓄的“精神人文主義”可以貢獻給全人類。


當他人從你分享的鏈接訪問本頁面時,每一個訪問者的點擊,你將獲得[1金錢]的獎勵,一個IP計算一次.

回復

使用道具 舉報

使用 高級模式(可批量傳圖、插入視頻等)
您需要登錄后才可以回帖 登錄 | 立即注冊

快速回復 返回頂部 返回列表
宁夏11选5助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