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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沒有貴族,如有,只能是文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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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表于 2019-10-15 10:16:57 |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|倒序瀏覽 |閱讀模式

最近許多人在談貴族。但中國歷史發展遠較西方早熟,貴族比西方早兩千年就消亡了。后來政治官僚和土地財團想發展為貴族,也終于沒成功。成為新貴族的,乃是文人。文人,以其文化才藝,受到帝王將相和商人地主的尊敬與追捧,形成新興權勢階層。

這種權勢,超越世俗權勢,是一種文化向上的力量,鼓舞社會從風。例如乾隆,雖貴為皇帝,但你看他的趣味取向和生活,不就是努力把自己造就或裝扮成一名文士嗎?

這,不是腦中只以西方貴族為參照的人所曉得的。故底下先簡略說說她的形成經過。

一、士人的分化

中國春秋之際的社會等級制度,以士庶之分為其大別。士以上,為王、公、大夫、士。以下為皂、輿、隸、僚、仆、儓及工商農民。士以上為貴族,庶民工商則為平民階級,其身份俱屬世襲(像現在大家向往的匠人精神,就出自這種社會,農民世代務農、工匠只能繼續打鐵、捏陶、做木匠,永世不能翻身)。

戰國以后,貴族凌夷,社會才漸有變動,而各國情況不一。三晉與齊燕之制,統治層可分為卿、大夫兩級。卿有上卿、亞卿之別,大夫則分長大夫、上大夫、中大夫、五大夫。秦楚更與中原俱不相同。商鞅之后,秦爵位計分二十級,漢代大體沿用之。但無論如何,這些有爵祿、甚且有些還有土地的人,與庶民不同,均屬于統治者。

士是貴族的最低層,有食田與俸祿。但在春秋戰國段期間,卻是身分變動最大的一群。它們或上升為執宰,或因貴族凌夷而降為平民,形成士的分化現象。

先是分化為“文士”與“武士”兩類人。其后,依附于本宗族,無個人自由的士,在春秋中期以后,獨立四散謀生。或辦學、或充當婚喪典禮之贊禮、或從政,而遂日益分化。在「士」上加指示語或限制語,如方士、策士、謀士、隱士等詞匯也即出現于這個時代。

分化的同時,此一階層也發生上下流動的現象:貴族凌夷,降為庶民;庶民若有地、有功、有學,亦可上升為士。

士乃成為一種介乎貴族與庶民之間的階層。

這個階層的性格,是模糊的,因為它本是時代變動的產物。所以我們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,都會看到當時人對于士德士行應該如何的許多討論,要求士在喪失了貴族的血統、土地、爵祿諸依據以后,仍保有他對于一般庶民的優越性。比方說,孟子云:「無恒產者而有恒心者,為士為能。若民無恒產因無恒心」(梁惠王上),顯然就是把已喪失封邑食祿的士仍然別出于一般民眾之上,強調其優越性。這種優越性,有些人從德行上說,有些人從文化知識上說。從德行上講,含意就與「君子」相結合;從文化知識上說,則有學士、辯士、策士、方士、博士諸人等。

事實上,我們由孔子門人的狀況即能了解到這種情形。

所謂「孔門四科」,指孔門弟子具有四個不同面向的文化能力:德行、政事、文學、言語。這些能力都不是一般庶民具有的,士需通過修養學習以及相互砥礪才能獲致。士之所以為士,其身份雖然可能已因貴族凌夷而與平民無異,但其內在之修養與知識則超過了一般平民。平民若具有這些條件,也可被稱為士。

漢代之賢良、文學、博士、文吏,大抵即呼應了孔門四科之分:賢良類如德行,政事可指文吏,文學具語言辭華之美,博士則擁有對經典的知識(孔子時,文學一辭,指的是對典章文獻制度的學問)。其中與文人直接關連的,就是擅長語言辭華的文學侍從之臣。也就是說,文士本來就是士之一類,是專指士中具有文辭才能的那一類人。

這些文學之士,身份當然可能是平民,如司馬相如本來在四川開店鋪、穿犢鼻裙跑堂。但他具有文學才華,他便與一般民眾不同,可憑其文學能力上升為梁園之賓客、為武帝之文園令,成為文學侍從之臣。情況與戰國時期辯士策士憑著他們舌粲蓮花的本領即可立致公卿,其實并無兩樣。

言語辭令歌賦之能,效力如此,自然會引來許多仿效者。戰國游士掀唇抵掌、奔走于諸侯,漢代便也有不少獻詩獻賦之輩,令讀書為文者望風景從,以「成為文人」做其終身志趣。 但文人這一流品在漢代的確立,事實上也預告了后來的糾紛。

在士這個階級中,德行、語言、政事、知識均足以構成士之所以為士的條件,但究竟何者方為首出、何者才具有優先性,或四項能否兼備、其主從關系又如何,一直是爭論不休的。 如王充就主張士應以文學創作為高。后世文人看不起經生,也瞧不起「風塵俗吏」的傳統,在此可說開了頭啦。

然而,文士慣對俗吏作青白眼,如晉朝嵇康因山濤薦他出仕,竟要跟他斷交。老于政事,能在事功上顯才華者,卻也對文人頗不以為然,認為這些人根本無裨實際。同樣地,文人看不起經生,覺得它們笨,苦學而無才華;學者則批評文人不學,華而不實。賢良有德行者,又強調做人應先尊德行而后道問學,既討厭文人光會寫文章而德行欠佳,也反對一味講事功之學的人。講事功者,乃譏彼等「平日袖手談心性,臨危一死報君王」。

他們往復交哄,爭辯不休,形成了這個階層內部的緊張關系,也帶動了此后兩千年歷史的發展。

因此我們可以說:文人起于士階級之分化,而其確立為一獨立之階層,具有與其他階層不同且足以辨識之征象(不但與庶民不同,也與其他由士分化出來的階層不一樣),則在漢代。

后世對于這樣一個階層,認同者說:「文章者,經國之大業,不朽之盛事也」;不認同它者則說;「文人無行」「一為文人便無足觀」「文士輕薄」「士先器識而后文藝」「文士浮華」。彼此形成士這個階層內部的競爭關系。

二、勢力的消長

漢代知識階層已經形成了一種共同體式的階級意識,也稱為「群體意識」。有了我們都是屬于某一類人的共同認知與感情。但是,在大的認同底下,其實還存在著分化的次級認同,經生是一群、文人是一群、從政的文吏是一群、以德行或以高士為自我位置者又是一群,各有其群體意識。

漢魏晉之間學術風氣的變動,也可以看成是這幾個群體間競爭的勢力消長。東漢末年太學生之所謂「浮華」,正是由于經生們濡染了文士氣味的表現。而高士清言、揮麈談玄,以不事俗務為高,亦是高士自別于政事之儒與經術之儒的現象。 整體說來,兩漢儒士原先是以學問和政事為主的,但漸就以才華、文章相標榜,勢力一消一長。故經學僅見注解,類似先秦諸子的著作也漸少,反而文集愈來愈多。

文集分為兩種,一是總集性質的《文章流別》《文選》之類,二是個人的別集。文集事實上是子部之分化。四部分類法中,史部由經部春秋學中獨立出來,集部從子部獨立出來,都是漢魏學術最重要的標幟,體現著文人的勢力業已蔚為大國。 周秦諸子之學,在西漢已漸衰,文章則漸富。至東漢以后,消長之勢愈顯。其后遂有文集。子學衰而文集越來越盛,令復古論者大嘆人心不古、學風丕變。

但感嘆無濟于事,歷史進程無法逆轉,文人階層勢力畢竟漸高于傳統經生學者。

漢魏以后,名士清談,其才辯趣味,本來即與文士可相孚應;流行的文體(駢文),更助長了雕繪藻飾的風氣。這種文體,是論學、析理、敘事、言情,一體通用的。因此,無論你是否自覺地認為自己是個文人,都不能不具備這種文學寫作能力,不能不是個文人。

這個道理,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論證,一是《文選》。梁‧昭明太子選文,曾明白地宣稱孔孟經典及老莊諸子等書「以立意為宗,不以能文寫本」,所以他不予選錄;「記事之史、系年之書」,重點不在文采,他也不收。他只收「贊論之綜輯辭采、序述之錯此文華,事出于沈思、義歸乎翰藻」的部分。

他這種以文學為依歸的選本中,事實上包括了書、啟、章、表、令、教、詔、冊、箋、檄、辭、序、頌、贊、論、箴、銘、碑、誄、祭、吊、墓志、行狀、對問、奏記、彈事等文體,甚至還有兩卷史論、史述贊。足以證明當時整體書寫狀況即是文學性的。任何文體,縱使是實用文書,也要求它具有文采。

其次,縱使是「記事之史、系年之書」,其性質雖被劃歸于非文學類,可是在整個時代風氣的浸潤下,依然越來越具有文學性。

這方面,看唐代劉知幾的批評最清楚了。《史通‧載文篇》說:「爰洎范曄,遺棄史才,矜炫文采,后來所作,他皆若是」,〈論贊篇〉說六朝史論「私徇筆端,茍炫文采,嘉辭美句,寄諸簡冊,豈知史書之大體?」「飾彼輕薄之句,而編為史籍之文,無異加粉黛于壯夫,服綺紈于高士」。從經學中剛剛才獲得獨立身分的史部,事實上很快地便淪為文學的陣地。六朝史書,文學性已太濃,到了唐朝,更是如劉知幾所描述:「每西省虛職、東觀佇才,凡所辭授,必推文士」(核才篇),以致史書「非復史書,更成文集」了。

凡此等等,俱可證明:在士的階層中,文士群體正逐漸在擴大,不但動搖了史家與經生的地位,更使所有文字工作者都朝文士類化,文士成為士階層中最主要的部分。

但漢魏南北朝,我們仍然只能說文人之勢漸長,而不能認為文人已取得絕對的優勢。

原因之一,在于當時的世族,除了依血統姓氏為判斷根據外,畢竟是以經學及禮法為標榜的。所謂「世族」,主要條件就是累代官宦和經學禮法傳家。

禮法,談的是德行的問題。過去看魏晉,往往夸大了當時清談任誕之士破棄禮法的做為,以為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頹廢的世界、毀棄禮法的社會,而忽略了代表社會主流價值及主要階層的士族門第社會,其本身乃是一個非常強調禮法門風的組織。《后漢書‧楊震傳》云:「楊公四世清德,海內所瞻」,《潛夫論》云:「今觀俗士之論也,以族舉德,以位命賢」,均可見德行仍是大家所推崇的。《世說新語》開卷第一篇就是〈德行〉,正反映了這樣的價值觀。

經學,指的則是知識的問題。世家大族高門第子弟,比一般寒庶地位優越的條件之一,就是在知識的文化等級上優于小姓寒門。《北史‧儒林傳序》說:「晉世杜預注《左氏》,預玄孫坦、坦弟驥,于宋朝并為青州刺史,傳其家業,故齊地多習之」,足證當時經學的主要傳播群體正是世族。因此北魏獻文帝時「平青、徐,悉徙其望族于代」,杜預的《左傳》學、王弼的《周易》注才能傳入北朝。

至于官宦。世族的條件,除了血統之外,累代爵位當然是一大標準。這是不用說的。但綜合起來看,當時世族大家既強調經學知識、重視德行禮法,則做一個學者或做一位有德行的人,必然是那個社會中主要的人格期望。在這種人格期望的心理狀態下,文人,未必能競爭得過學人與賢人。

同時,從社會結構上看,魏晉南北朝的文人,主要成分,一是帝王(如魏文、魏武、曹植、梁武帝、梁簡文帝、蕭統、陳后主等等),二是朝臣,三是世族。無論鄴下、金陵、荊州各文學集團,可說全都屬于貴族,如鮑照那樣「才秀人微」者畢竟只占少數。

因此,此時所謂文人階層,有兩個特色:一是它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。那因貴族凌夷,而從貴族身分中游離出來的文士,已再度成為統治層。它不依附于統治者,但更不是獨立的。二、文人階層是與儒士學人、禮法之士這批群體共同發展的。我們在當時的經學、史學,乃至貴族言談交際、酬酢應對中處處可以感受到的文學性。未必是文學勢力因競爭而壓倒了經史等等,而是文學融在其中,共同發展的結果。

三、文學社會

唐代以后,文學之勢越發沛然。 唐朝雖在許多地方延續了六朝,但一個新的社會卻在延續中逐漸成型。這是一個文學社會,文學不再是某一階層之物,文人階層由朝士、貴族士大夫擴大到一般民眾。 民眾能讀詩的,即傳抄題寫之,或練習寫作之(試著回想一下我前面提過的:唐初社會上流行多少教人作詩的詩格詩例詩法教材);不識字不能讀的,就聽人吟誦之傳唱之,或看詩意圖畫。文學也是社會上共同認可的價值并一同享用著它,所以詩人擁有社會性權威,受人仰慕。就連市井惡少也要用刺青涅詩等方式來表現自我。整個知識體系更已文學化,人對世界、人生與社會,均已慣于用文學感性及文學知識去處理。 所謂文學知識的體系化與普遍化。首先表現在史書的文學化。這不僅是指它炫耀著文采,更因史書描寫的是社會的整體與歷史的動向。其次是文學性的百科全書大盛。 在中國,類書之編輯,本來就起于寫文章記典故和摘選辭藻之需,跟西方人編百科全書起于知識的歸類不同,唐代則愈發擴大了這個傳統。現存《北堂書鈔》《藝文類聚》看起來規模就已驚人,但在當時還只是極小的一部分。唐太宗不但編了這兩套書,還另編了一千卷的《文思博要》。后來諸帝對此也頗熱衷,從龍朔到開元,官修了《累璧》六百三十卷、《瑤山玉彩》五百卷、《三教珠英》一千三百卷、《芳林要覽》三百卷、《事類》百三十卷、《初學記》三十卷、《文府》二十卷。私撰的則有《碧玉芳林》四百卷、《玉藻瓊林》一百卷、《筆海》十卷等,每部都卷帙龐大。既像總集,又像辭藻類選;既供文士采挹,又是以文學角度對一切知識的處理。通過這樣的類書編選,文學知識體系化了,一切知識也文學化了。 唐代后來成為一個文學化的社會,這是極重要的基礎。一個以文學看世界的社會,自然跟我們現在這樣一個只曉得以金錢看世界的資本主義時代不同。 在那個文學化的社會中,當然也是人人都喜歡文學、認同文學的價值、學習著也享用著文學、到處都看得到文學作品的。 唐人題壁、題柱、題屏風、題亭、題額、題門,幾乎無處不能題。像后來元稹描述的,白居易詩「二十年間,禁省、觀寺、郵侯墻壁之上無不書」。白居易自己也說:「自長安抵江西,三四千里,凡鄉校、佛寺、逆旅、行舟之中,往往有題仆詩者」,可見題詩無所不在。白居易當然是中唐以后最受歡迎的詩人,題寫他詩的人最多,但別人的詩一樣也廣獲題寫。元稹在通州見到館舍柱子上題了白居易詩之同時,就也見到了竇群的詩。 拿筆在人家墻上門上到處寫詩,今日不會有此現象;現在人只會涂鴉,或寫些╳╳╳我愛妳、╳誰誰老母之類。若不幸被人涂抹,亦必大生詬厲,或自覺倒霉。唐代卻不然。《韻語陽秋》卷四載:「張祜喜游山而多苦吟,凡歷僧寺,往往題詠。……僧房佛寺賴其詩以標榜者多矣」,《云溪友議》載:「崔涯……每題一詩于倡肆,無不誦之于衢路。譽之,則車馬繼來;毀之,則杯盤失錯」。又《洛陽縉紳舊聞記》載楊凝式過寺廟多題詩,「僧道等護而寶之,院僧有少師未留題詠之處,必先粉飾其壁,潔其下,俟其至」。楊去題了以后:「游客睹之,無不嘆賞」。這類故事,在唐代太多了。這就叫做文學社會。人人以詩相矜賞,故題者愉、觀者悅,很把詩當一回事。 元稹曾形容白居易詩:「自六宮、兩都,八方,至南蠻、東夷國皆傳寫之。每一章一句出,無脛而走,疾于珠玉」,其實并不只有白居易才獲此待遇,只是白詩也許傳抄得更廣遠罷了。像陳子昂,趙儋替他作功德碑時說:「拾遺之文,四海之內,家藏一本」。吳筠,《舊唐書》說:「所著歌篇,傳于京師」「每制一篇,人皆傳寫」。孟郊,賈島哭他時說他:「詩隨過海船」,王建哭他說:「但是洛陽城里客,家傳一首杏殤詩」。姚合哭賈島則說賈:「從今舊詩卷,人覓寫應爭」。杜牧,裴延翰替他編集時也說:「凡有撰制……雖適僻阻,不遠千里,以獲寫示」。諸如此類描述,可說觸處然。 喜歡詩的人甚至就把詩抄寫在身上,刺青,如《酉陽雜俎》卷八載高陵縣捉到一名流氓,左臂上刺了一絕:「昔日以前家未貧,苦將錢物結交親。如今失路尋知己,行盡關山無一人」;荊州另一游俠子葛清:「自頸以下,遍刺白居易舍人詩」,共三十余首,有的還配了圖。這類例子并不奇特,因為是風氣,「唐中葉,長安惡少年,多以詩句镵涅肌膚,夸詭力,剽奪坊閭,遠近效之成習。其他更有取名賢詩中意,細刺樹木人物」。例如韋少卿「胸上刺一樹,樹杪集鴉數十,其下懸鏡」,人問其意,他以張說詩句「挽鏡寒鴉集」對。 此等風氣雖盛于中晚唐,但把詩配上圖來傳觀卻不是刺青惡少的發明,乃是唐初已見之慣例。唐太宗游春苑,見苑中奇鳥,愛玩不已,「召侍從之臣歌詠之,急召(閻)立本寫貌」。后來王維有《輞川集》詩二十首,「后畫輞川圖」,是自己畫其詩意的;薛稷善畫鶴,而李白作畫鶴贊、杜甫作鶴詩之類,則是別人題寫畫意的。 以畫來表達詩意者,詩主畫從;以詩來題寫畫意的,畫主詩從。兩者都是唐代新興事物,且均影響深遠。宋代畫院更常用詩命題,讓畫工圖寫詩意,蔚為畫家傳統。題畫詩盛唐以后較多,后來也成一大傳統,詩畫相發,成為我國藝術之重要特色。 唐代是印刷術開始的時代,把詩寫了印出來賣,供人欣賞,便是這時的新興現象。元稹〈白氏長慶集序〉說:「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余雜詩,賣于市肆之中」「至于繕寫模勒衒賣于市井,或持之以交酒茗者,處處皆是」,講的就是用書法寫了詩以后模勒印賣之情況。 另外就是傳唱和吟誦,以聲音來輔助傳布。 吟誦,如陳子昂「文章散落,多得之于人口」;韋莊〈乞彩箋歌〉云:「我有歌詩一千首,班班布在時人口」。口語傳播,本是最古老的形式,唐代則因世俗喜愛,所以好詩往往膾炙人口。如王績「題詠作詩,好事者錄之諷詠,并傳于代」(呂才.東皋子集序)。錄之,是書寫的,諷詠就是口語的,后者有時更為普遍,故岑參「每一篇絕筆,則人人傳寫,雖閭里士庶、戎夷蠻貊,莫不諷誦吟習焉」(杜確.岑嘉州詩集序)、白居易「王公、妾婦、牛童、馬走之口無不道」,庶民、蠻夷、妾婦、牧童,在那個時代未必全都識字,可是通過口語吟誦,他們仍能享用詩篇,領受到文學美感,白居易云:「士庶、僧徒、孀婦、處女之口,每每有詠仆詩者」,強調的即是這一點。 這樣的社會,大體成形于唐初,中晚唐愈烈。看唐代,首先就要了解這個文學社會的性質,且莫要再去談什么帝王提倡的老話題。帝王提倡,是漢魏南北朝文學興盛的原理,唐代則漸漸轉為以整體社會為動力了!

所以這是一個崇拜文人、喜歡文學的社會。文人階層鞏固于此社會中,其后的發展也才能越趨暢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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