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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澤東回憶稱何人是自己“真正的老師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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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表于 2019-10-14 09:19:49 | 只看該作者 |只看大圖 回帖獎勵 |倒序瀏覽 |閱讀模式

原題:毛澤東回憶稱李大釗是自己“真正的老師”

當馬克思主義震爍歐美之時,深受帝國主義、資本主義壓迫的中國亦乞靈于彼,欲循此摸索出救亡之道。但如要讓馬克思主義發揮影響,就得先引介進來后,再結合社會實情中國化,而在此間扮演思想要角的先驅者,即被譽為“南陳北李”的陳獨秀和李大釗。

一般人對李大釗致力黨務、開展工人運動、提議國共合作、策動馮玉祥的事跡可能較耳熟能詳,忽略他原本的學者身分與成就。但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中國化實居功厥偉,并非只有起而行的積極性,亦有坐而言、奠定行動理論的貢獻。畢竟,若不先廓清舊風氣、替新學說鋪磚筑路,馬克思主義如何在中國生根?

1918年,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會,還有推動開設《唯物史觀研究》、《工人的國際運動》、《社會主義史》等課程,希冀培養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新青年;同時李大釗還于1920年從圖書館借出《共產黨宣言》英譯本,透過陳獨秀借給陳望道,以翻譯出最早的中譯本,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極好的壅培。待稍成氣候后,1920年8月,陳獨秀、陳望道、俞秀松等人便于上海成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;10月4日,李大釗、張國燾、張申府亦發起北京共產主義小組;武昌、長沙、濟南等處也陸續建立類似組織。最后各地方小組于1921年7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,從此中國的革命歷程有了天翻地覆的轉變。

馬克思主義要與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相結合,決不是簡單地囫圇吞棗譯介過來即可,必得證明其適用于中國。李大釗深諳此理,因此戮力在史學領域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價值、以及試圖借此解釋中國歷史。

早在1902年,梁啟超便以《新史學》一文驚破士人,渠痛斥舊史學“陳陳相因,一丘之貉,未聞有能為史界辟一新天地,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于國民者”,高呼“史界革命不起,則吾國遂不可救”,欲要徹底瓦解舊史學的權威、以新史學培養中國人民的愛國心。新文化運動興起時,質疑中國傳統、整理甚至廢棄國故的思潮風起云涌,顧頡剛開創的“疑古派”更徹底動搖中國信史的可靠性。盡管從現在的眼光來看,當時詆毀中國文化、改采拉丁字母、推廣世界語之類的主張實在過激也不切實際,但也掃除了舊思想的束縛,同時讓我們明白時人對“救國保種”的痛切之心。李大釗便是在此時乘勢而起,搭上了構建新史學的列車。

1920年12月,李大釗又在《新青年》上撰寫《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》,稱頌唯物史觀對研究的價值,并說道:“現在已是我們世界的平民的時代了,我們應該自覺我們的勢力,趕快聯合起來,應我們生活上的需要,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歷史”。這不但迎合知識界渴求史學科學化與現代化的需要,還頓時將馬克思主義給立為唯一的“科學”標準,以及含有鼓舞大眾思想覺醒與階級聯合的意味,故凡是未吸納馬克思主義精髓的史學俱算不得科學、未能引領平民奮起的史學也算不上新史學。李大釗的用意,無非是想把歷史話語權給牢牢抓來塑造正統性,并讓社會親眼見識自己宣揚的理論,與其他空談史料卻難以深入人民的學者到底有多大不同。

李大釗日后將自己初步探索歷史唯物主義的文稿,集中出版為《史學要論》一書,這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山之作,意義十分重大。從此之后,引入或全盤采用歷史唯物主義寫作歷史的書籍逐漸涌現。如郭沫若利用自己的金石學養和新出土的甲骨文材料,撰寫出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》這本轟動學界的著作。盡管后來郭沫若在《十批判書》里承認寫作時“太草率,太性急了”,導致“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錯誤的判斷”,但該書首度使用五階段論解釋中國古史,深化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,也震動以傅斯年和胡適等人為首的史料學派。

爾后,范文瀾、翦伯贊等名家輩出,陸續使用唯物史觀寫就中國通史和歷史哲學,擴大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范圍和深度,同時又不忘注入愛國的民族思想,對憤于國仇家難的青年有極強吸引力。這種思想火炬散發的光亮,遠比盲目發展黨員數量、擴大根據地還要更燃動人心。

所以,若無李大釗率先在學術上替馬克思主義開荒,就沒法引領更多人投入創作歷史唯物主義的史學作品;若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史學作品,就不會有人信服馬克思主義能夠中國化、能夠解釋中國演變、進而改造中國社會。所以連毛澤東也回憶稱李大釗是自己“真正的老師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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